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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風向丨巴西能源戰略——“生態”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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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這個“被上帝吻過的國度”擁有令全世界艷羨的礦產、土地、森林及水利資源。在能源領域,豐富的水電支撐著巴西全國3/4的電量供應,生物燃油供應體系全球領先,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比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而隨著大型深海油田的探明,巴西也由曾經的貧油國躍升至南美第二大石油生產國,實現能源自給的同時也使其以生態為特征的能源版圖更加完整。

 

ROng>巴西能源戰略的形成與發展

 

巴西雖然坐擁豐富的生態資源,但真正意識到這些資源的寶貴之處還要“歸功于”上個世紀的石油危機。在此之前,無論是發展單一種植業的“咖啡王國”時期,還是高舉“巴西化”的工業擴張時期,巴西的能源戰略都較為單一。尤其是20世紀中期,軍政領導下的巴西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開啟了巴西大規模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不斷刷新著巴西的石油消費量,對外依存度最高時達90%。隨之而來的兩次石油危機,徹底終結了這一時期斐然國際的“巴西奇跡”,并進一步誘發了巴西的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危及整個國家的穩定。內憂外困下的巴西政府也深刻認識到單一能源體系的脆弱性,于是將豐富本國能源供應體系、降低進口石油的戰略目光逐步轉移到本國富饒的生態資源上。

 

首先,巴西利用自身盛產甘蔗等生物原料的獨特優勢,開啟了“生物燃料革命”。1975年,巴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國家乙醇燃料計劃”,通過補貼、減稅、低息貸款等財政手段激勵制糖廠提高蒸餾乙醇的產能,并強制乙醇與汽油混合使用,添加比例由最初的7.5%最高提高至27%;同時大力推行“靈活燃料”汽車,巴西的乙醇汽車數量一度占到全國汽車總量的90%以上。繼生物乙醇后,巴西又提出了“國家生物柴油計劃”,利用大豆、蓖麻、向日葵等生物原料生產柴油,并逐步探索出另一條能源替代道路。“生物乙醇計劃”和“生物柴油計劃”的成功實施,使得巴西成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產國和消費國,2017年巴西生物燃料產量占全球的22%。

 

其次,在推進“國家生物乙醇計劃”的同時期,巴西進一步加快了水電開發的步伐,陸續修建了伊泰普、圖庫魯伊等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大型水電站。至今,伊泰普水電站仍以1400萬千瓦裝機容量、約900億千瓦時年發電量保持著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的殊榮。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巴西已成為全球水電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截至2017年,巴西水電裝機達電力總裝機容量的64%,提供全國約七成以上的電量需求。

 

第三,在石油危機后巴西將油氣勘探開發的重點投向了海洋,并從體制機制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方面推進石油私有化改革,開放石油市場,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另一方面加強深海勘探技術的科研投入,實施“深水油田開采技術創新和開發計劃”,走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道路。隨著國外資本的注入及相關技術的成熟,巴西在海洋油氣勘探開發領域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巴西的石油日均產量已達191萬桶,完全實現自給。時任巴西總統盧拉曾說“巴西實現石油自給就如巴西再次獲得獨立一樣,將書寫新的歷史”。事實也正像盧拉所說,隨后發現的巴西大西洋海域鹽下層超深水油田,被認為是新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發現,保守儲量估計約為500億桶。巴西也由此從一個中等產油國躋身全球產油國十強,IEA甚至預測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產量將占到全球新增供應量的1/3。

 

巴西的能源版圖在生物燃料、水力發電、深海石油“三駕馬車”的引領下不斷豐富和完善。2010年后,巴西憑借優質的生態資源,其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發展迅速,裝機容量分列世界第8和第10位,并與傳統的水電、生物質發電形成良性互補,在全球的清潔能源發電領域可為風光無限。

 

巴西能源戰略的成就與隱患

 

巴西突出生態特征的能源戰略,不僅成功扭轉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由“貧油國”變為“富油國”,基本實現能源獨立;而且優化了本國能源結構,促進了能源清潔化、多元化發展;更在經濟社會發展、能源技術創新、國際話語權提升等方面作用凸顯,巴西的大國之夢也被重新喚醒。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通過能源戰略的及時調整與實施強有力的支撐了巴西經濟從由石油危機引發的“失去的10年”陰影中逐漸走出,并且作為國家的重要支柱產業,相關能源產業也帶動“新巴西計劃”、“雷亞爾計劃”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實現,推動巴西現代化工業和社會建設快速發展。尤其是生物燃料行業的蓬勃發展,對于巴西廣大農村解決就業、緩解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方面意義重大。據統計,每加工100萬噸甘蔗生產乙醇,相當于提供5683個工作崗位,雖然大多數工作附加值并不高,但在農村甘蔗工人一度是福利最好的工作。

 

在科技創新方面,巴西能源的“三駕馬車”的核心技術在各自領域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巴西的生物乙醇技術一直保持國際領先,并與美國、歐盟一同設立國際標準,共同擴大全球生物燃料市場,提高國際話語權的同時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同時,巴西也在積極開發以各種稻草、蔗渣等農業廢棄物為原料的纖維素乙醇技術,以期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上依舊保持全球引領地位。而作為水電大國,巴西無論是大型水電站還是小水電都有雄厚的技術儲備,并在我國水電發展過程中給與很多幫助,曾派專家參與我國三峽水電站的建設。另外,通過數十年的努力,巴西深海石油勘探和生產技術也躍居世界領先地位,曾兩次獲海洋鉆探技術委員會(OTC)頒發的“深海石油開采技術”證書。深水工程技術能力形成后,不僅在巴西海域相繼發現大型油氣田,而且成功進入墨西哥灣、非洲、澳洲等全球市場,為其深水工程技術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在能源外交方面,突出生態特征的能源戰略成功喚醒了巴西人骨子里的大國意識與大國抱負。一方面立足拉美,以能源作為各國利益的結合點和粘合劑,積極倡導拉美能源一體化,主導建立南方共同市場,增強其在拉美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積極與世界接軌,與美國打造“乙醇歐佩克”,加強與歐盟的新能源和石油貿易,積極開拓亞太能源市場,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南非并稱“金磚五國”,形成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尤為重要的是,隨著氣候變化問題逐漸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各國博弈的焦點,“生態”之光照耀下的巴西在全球碳減排格局中地位凸顯,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占有重要一席。

 

發展“生態”能源雖然給巴西帶來諸多實惠,但從其發展過程看并非一帆風順,尤其是看重“開源”輕視“節流”的開發方式,使得“生態”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存在諸多隱患。

 

首先,“生態”能源雖然在“消費環節”更加清潔,但在“生產環節”卻在嚴重考驗著巴西生態環境的承受力,在近似“掠奪”的開發方式下,優質的生態資源也不堪重負。生物燃料的快速發展,使得甘蔗種植面積急劇擴張,導致亞馬遜森林砍伐加劇,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近30年時間巴西森林面積縮小了約53.16萬平方公里,近似于英國與意大利的國土面積之和。森林面積的縮小間接導致巴西降雨減少,水電站蓄水位下降,從而引發了現實的供電不足;同時也使巴西的碳減排大國名不副實。因為不同于其他國家,巴西的碳排放主要來自于能源生產,而非能源消費,尤其是森林采伐、農業、土地耕作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占到巴西碳排放總量的3/4,因此生物燃料雖然“清潔”了末端,卻“污染”了源頭。

 

其次,以資源為主的“生態”能源本質上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雖然巴西海域“鹽下層”石油儲量豐富,但受海洋環境及實際開采成本的約束,加之近幾年巴西石油公司自己的債臺高筑,想要依靠鹽下層石油“變現”并非易事。而生物燃料行業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方面易受國際糖價和油價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就出現因糖價上漲、油價暴跌導致生物乙醇行業大蕭條;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甘蔗等易受氣候影響,為了保證產量,采伐森林、占用糧食耕地成為常態,由此引發的糧食問題、勞工問題廣受詬病。在水力發電方面,巴西部分地區的持續高溫和旱災將水力發電的局限性暴露無遺,一方面是不斷飆升的用電需求,另一方面是水電站缺水,加之巴西“老邁”的電力系統整體安全裕度較低,使得“巴西大停電”成為國際能源電力領域的高頻詞匯。

 

雖然巴西政府也逐漸認識到“資源型”能源戰略的“軟肋”,并從資源開發模式、加強生態修復等方面做出調整,但其政策上連貫性不足。尤其是極右翼候選人博索納羅當選新一任巴西總統后,其對于石油電力領域私有化的擔憂、允許開墾亞馬遜雨林、甚至退出《巴黎協定》等一系列“狂人講話”,使得未來巴西以生態為特征的能源發展蒙上陰影。

 

中巴能源合作前景

 

我國與巴西同為“金磚國家”,且分別是東西半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補性與戰略性,尤其是在海洋油氣、電力、新能源產業等領域,發展潛力巨大。

 

在海洋石油領域,中巴原油貿易量逐年攀升,2015年我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巴西石油的最大買家,而以“貸款換石油”不僅讓我國獲得穩定的原油進口,又為巴西注入充裕資金拉動經濟增長,實現雙贏。隨著我國“蛟龍號”等深海勘探領域的突破,兩國在未來海洋能源的探索和開發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廣闊。

 

在電力領域,中巴兩個水電大國有諸多“不解之緣”。三峽集團通過“參股合作、資產并購”等方式深度參與巴西水電開發,目前三峽巴西公司已成為巴西第二大私營發電企業;而負荷中心遠離能源基地的特性為我國特高壓輸電技術提供了施展空間。2017年12月投運的國家電網巴西美麗山項目一期工程完成了我國特高壓技術的海外首秀,也標志著中巴電力合作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在新能源領域,巴西作為推動全球生物燃料產業發展的先鋒,在生物燃料的開發和利用上破解了一系列關鍵性技術和產業化難題,可為我國通過發展生物質能源豐富能源多樣性、推動農村能源革命提供有益參考;而巴西作為風電、光伏發電的新興市場,其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相關產業“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機遇。

 

總體看,雖然未來中巴能源合作可能面臨資源民主主義、文化制度差異、法律法規制約、黨派博弈及美國干擾等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但同為崛起中的全球性發展中大國,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能源之路必將符合本國發展的長遠利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大國擔當”的重要窗口;而兩國在能源資源、能源技術等方面天然的互補性與互利性,決定著兩國能源合作前景大有可為,這將不僅有利于各自國內經濟發展,而且對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能源合作”都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可謂惠本國而利天下。

(作者供職于國網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文章來源于:國際能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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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齊正平

編輯: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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